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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了深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涵、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侧重点等问题，本版特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蔡昉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赖德胜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1.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主持人：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内大循环方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目前看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国内大循环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蔡昉：总体来看进展良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处在合理区间。虽然近几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如果把估算的GDP潜在增长率与同时期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实际增长率是基本符合潜在增长率的。不仅如此，同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潜在增长率衡量的是供给侧的增长能力，能否得以实现还需要社会总需求予以支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大背景下，我国能够长期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得益于投资和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二者成为总需求的重要拉动力。其次，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通过观察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等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可以看出，2010年之后这些均呈现下降趋势，近两年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持续改善。

　　赖德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国内循环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近两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国内大循环的渠道日益畅通，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日益增强。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加大了市场化改革的力度，继2020年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后，2022年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化了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国内市场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持续增强。

　　刘伟：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内大循环，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畅通循环，在多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国内循环的基础有了明显改善。首先是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社会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为扩大消费打下基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和乡村发展潜力。这些都有助于释放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为继续扩大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企业创新创业、扩大投资提供良好环境。持续推进“放管服”等改革，并将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也有助于未来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2018年大幅提升32位后，2019年又跃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最后是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高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跃进，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更加完善，在数字经济、5G通信、载人航天、新能源、高速铁路和新一代核电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领域已居于世界前列。在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我国已跃升至第12位。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居世界第2位，科技类人力资源总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为世界第一。

　　2.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主持人：应当从哪些维度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赖德胜：所谓内生动力，是指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力量，比如内需的规模及其成长性，它隐藏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及相互之间的连接之中。可靠性则指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及其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一般来说，内生动力越强，可靠性也就越强，同时，可靠性增强了，也能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供给的质量，就能更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超大规模而且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就会成为稳经济的定海神针，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同理，如果产业链供应链有更强韧性，国内大循环有更高安全性，则能为增强内生动力创造更好条件。近年来我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虽不断增强，但根基还不够稳固，还面临消费趋于收缩、供给面临冲击、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等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

　　刘伟：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需求存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某些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链等方式对我国进行极限施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格局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基于上述观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有助于摆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提升经济行稳致远的可靠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大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仅为国内循环提供需求支撑，也对外部供给具有很强吸引力；二是高质量的供给能力，我国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初步具备满足更高需求水平的供给能力；三是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许多产业领域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国内循环对国际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基于这三方面优势，进一步畅通地区间、城乡间的经济循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会让国内市场对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产生更大吸引力，从而在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同时，既能保障国内循环的可靠性，也能提高国际循环的可靠性。

　　主持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伟：第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能够更好满足供需均衡的要求，有利于把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我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市场主体自发性支出的意愿，以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第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这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增强国际大循环带动能力的迫切需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首先要确保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我国在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迅速补齐在核心硬件、基础软件和部分基础原材料等领域的短板。其次是通过积极发挥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部分产业国际领先的优势，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实现更高质量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第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一方面，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从供给侧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个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这有赖于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切实扭转部分经济主体转弱的预期，杜绝一些主要风险点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赖德胜：首先，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6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人，已积累起了巨量人力资本，配置好、使用好这些人力资本，使各类人才奔涌而出，有助于促进创新，进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其次，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通过更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的需求，包括进一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并提高统筹层次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增进农民的发展动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蔡昉：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所以加强需求管理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点。我认为当前应特别关注投资需求，从提高投资回报率入手扩大投资需求。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有赖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不断提高，通过更加合理、更为有效地配置资金来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这意味着，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疏通要素流动渠道，营造更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并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除了提高投资需求，还要从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3.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同时，还强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国际循环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刘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有效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当前，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经济在国际循环方面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一是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两头在外、低附加值的出口模式，以适应国际需求相对下降、国际贸易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二是传统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模式需要有所改变，否则会导致国内环境和资源负担加重，企业利润率较低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三是在进口方面需改变总量不足、结构不安全的问题；四是需加快从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变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过程中，既要不断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完善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以及配套性政策，以此促进全方位各领域深化改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完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双、多边经贸协议，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供给者、制定者。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国内循环为主时动力不足、倚重国际循环时安全性不够的困境，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首先，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坚持稳中求进，努力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协调，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其次，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切实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既可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可缓解当前依赖国际循环时出现的关键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安全问题。最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质量要素资源，形成对有关国家“脱钩断链”的实质性约束与反制。当前应重点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放宽、优化外资市场准入，优化国际人才引进措施，充分利用好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的吸引力，大力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加入进程，向世界展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与积极预期。

　　赖德胜：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此，应发挥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使制造业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

　　蔡昉：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求我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中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一个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通过加快创新发展逐步使我国成为更多高端产品的出口国。随着资本稀缺程度的下降，我国的比较优势将日益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渐远离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另一个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借助规模经济优势获得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内外联动的国际循环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模式相比，这一模式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的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异，这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优势条件。

　　4.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如何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

　　蔡昉：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看，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过程中，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在满足更高水平消费需求的同时拓展投资空间，扩大投资需求。当前我国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面临不少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新的发展动能，相关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防止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防止制造业发生早熟型萎缩。需求侧管理则应着眼于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进一步扩大内需，应继续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继续改善分配结构，特别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加快实质性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速度。

　　刘伟：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能走社会总需求低层次总量扩张的路径，搞大水漫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会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而是要扩大高质量的社会总需求。必须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秩序，培育内需体系，在竞争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用高质量的内需牵引出高质量的供给。应更加强调需求管理的重要性，注重有效防范和化解因需求收缩可能引发经济失速的风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赖德胜：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为此，应着力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更加匹配，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市场主体适应需求变化、引导需求发展的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安全发展，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增强政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1版）

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近观中国)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梁晓辉 郭金超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线下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

　　从中美关系总体走向、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到台湾问题、两国制度差异等，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解读此次会晤释放的关键信息。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从四个关键词看中美元首会晤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提出中美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时机、效果和影响？

　　王鸿刚：中美元首会晤历来全球瞩目，特别是此次会晤时机特殊，必然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会后，二是选后，三是多重危机，四是多边场合。

　　所谓会后，是从中国方面说。此访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并会晤多国首脑政要。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新局的重要一环，元首会晤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一环。

　　所谓选后，是从美国方面说。美国中期选举刚结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后海外之行的最重头戏。美方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有谋划未来两年对华关系和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

　　所谓多重危机，是从国际环境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危机、粮食危机深度纠缠，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灰犀牛”“黑天鹅”越聚越多。时局如此艰难，大国总要表个态才行。面对多重危机，中美能否担起大国责任，特别是美国能否拿出实际行动，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所谓多边场合，是从会面地点说。此次元首会晤借的是印尼召开G20峰会的“场子”。过去几年来中美频频过招、激烈博弈，各国都担心中美滑向冲突对抗，有必要借此多边场合引导各方预期。

　　中美两国利用这个重大多边场合会晤，给世界了解中美各自立场提供了重要窗口，世界看到了中美在很多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意图和行动选择。就此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中美战略互动，也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全球战略影响。

　　中新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习近平在会晤中亮出中方主张，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此次沟通对于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方面有何意义？

　　王鸿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是过去几百年来现代国际体系演进中始终不变、各国普遍遵守的基本国际准则。美方总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他国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是最基本的国际规则；美方近年来变本加厉就台湾问题搞事，就是在带头破坏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规矩。特别是目前美国一些人幻想着在亚太复制乌克兰危机，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拖入一场持续消耗的战争。

　　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正告，也是警告。

　　此次会晤中，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着墨颇多，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1)点出本质，即这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警示危害，即这样做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波折甚至惊涛骇浪，更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3)亮明原则，既然中国毫不理亏，那我们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展示信心，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美方这些手段根本无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摄

　　美对华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战略意图作为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成为此次会晤一大关键词。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向拜登做出清晰阐述。在您看来，美方应怎样看待中方的发展，进而减少对华战略误判？

　　王鸿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向拜登总统介绍的，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对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不遮遮掩掩、口是心非，而是光明磊落地坦言相告，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这反映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的战略自信与气质品格。

　　如果美方更重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将对中国向何处去、中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看得更为清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概括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延续性。这关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解。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其中的首要含义是，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是一脉相承的，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外政策会保持很大延续性，是百年变局中的重要确定性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二是相通性。这关乎对中美之间差异的理解。中美两国是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后一前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差异多大，在现代化视角下都可以找到深层相通性，因为两国追求的都是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

　　三是利好性。这关乎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理解。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也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对美方来说，读懂中国战略意图、避免误判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挖掘，未来需要向美方多讲。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始终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等。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有何启示？

　　王鸿刚：美方坚持从竞争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路线，而且似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渲染“两种制度的竞争”和“两种国际秩序愿景的竞争”，中美划向“新冷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最终是美方鹰派人士的对华认知和行动主导了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根本无法向好发展；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必然是全世界遭殃，中美谁也不是赢家。

　　关键是，美方一些政客先把中美关系导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然后又要求与中国一起来管控竞争、设置“护栏”和“底板”，这完全是一种奇怪、无效甚至是危险的逻辑。中美关系的发展，决不能照着这种想法来。

　　拜登此次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美方须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立足当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三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中美差异不能简化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一直有人拿中美制度差异“做文章”。习近平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鲜明提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您看来，美方建立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有何现实紧迫性？

　　王鸿刚：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矛盾与东西差异深度交织。南北矛盾涉及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不公正；东西差异源于文化传统和制度选择，是国际政治的长期基本特征。相比于东西差异，南北矛盾才是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更紧迫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决定的。

　　即便在东西差异中，也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制度差异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无论什么制度选择都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美国对自己的制度引以为豪，但也必须正视其乱象丛生的现实；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14亿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支持。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和治理方略没有完全相同的，如果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看不起别人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那在国际社会岂不沦为孤家寡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必须各美其美，相互尊重。各国之间要如此，中美之间更要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中美联系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对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脱钩论”做出有力回应，表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您如何看待中方的鲜明立场？

　　王鸿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空前挑战，有深层结构性根源也有疫情的意外冲击，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美国过去几年来“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这完全是基于零和逻辑、国内政治和短期考虑，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做法只会损人不利己。

　　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必选项”，“脱钩”不利于两国，也不利于世界。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是长期形成的，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中美合作的领域始终在那里，只要想合作，合作就能搞得起来；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只要愿意，均可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合作，这也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完)

　　专家简介：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学术成果丰富。除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外，还有《大国运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大国博弈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世界趋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主编，时事出版社2021年4月版)等重要学术成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